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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不堪忍受,她们呢

时间:2018-09-21    新闻来源:方圆法治网    作者:    责任编辑:沈建华

倡议发出后的那天晚上,常江大约在3个小时内便收到了超过100条私信留言,目睹了那条“潜伏在地下的庞大、黑色的性侵害暗流”

文|方圆记者毛亚楠

一个身处安全地带的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体会到他人的苦难?这是近几个月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常江一直在反复思考的问题。

常江长期关注国内的性别问题,发表过一些关于中国当代数字女性主义的英文文章。中国女性如何使用数字工具,尤其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来建立共同的身份认同,获得情感支持和自我赋权,是常江近来研究的重点。鉴于最近国内频频爆出性骚扰事件,尤其是受害人在网络上对自己身边事件的举报以及公共媒体对各种性侵害事件的梳理与讨论,让常江意识到,“沉默的螺旋”已被打破,“是时候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故事了”。

7月28日,常江用自己的微博账号开了一个“I’ll Be Your Voice”(我愿为你发声)话题标签,表示愿意帮助那些曾经遭遇性侵害、性骚扰,但出于种种顾虑不敢、不能或不愿公开自己经历的女孩,帮助她们发出声音。倡议发出后的那天晚上,常江大约在3个小时内便收到了超过100条私信留言,目睹了那条“潜伏在地下的庞大、黑色的性侵害暗流”,常江感到自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冲击。

房间里明明有一头大象,为何有些人却蜷缩在墙角?作为一名有明确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人,常江认为自己现阶段必须去做的是,“刺破流行话语的硬壳,将这条‘暗流’展现给所有人看”。

常江告诉《方圆》记者,“黑暗的东西并不会因为我们眯上眼睛就变得不那么黑暗,魔鬼也不会因为我们选择宽恕而不再作恶。女性在性侵害的文化中所处的弱势地位,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种结构,这种结构不会因为个体选择宽宥或自我压抑而自动瓦解,能够瓦解它的,只会是彻底的观念革命”。

农村是难以观照的阴暗角落

持续两周的时间里,常江收到的投稿已从最初的百条增加到了上千条,由于深谙网络传播之道,“I’ll Be Your Voice”的进展情形并未在常江的意料之外。让他唏嘘的是此现象背后的意味,“这些受害者选择信任一个素昧平生的男性知识分子,用自己亲身经历为这场运动贡献宝贵的经验资料。这种信任本身,难道不也证明她们在真实生活中实际上毫无情绪的出口吗?”

真正让他震惊的不是来稿的数量,而是触目惊心的来稿内容。常江知道,在美国发起的“me too”(我也是)行动,最初发端于女性社会名流的实名举报行为,后逐渐扩展到中产阶级女性、大都会青年女性,其“斗争”的内容,也主要是性骚扰,性侵、强奸的情况不多见。受这个思路的影响,发起“I’ll Be Your Voice”标签时,常江所期望的投稿大多属于这一类。在第一天收到的100多条私信里,就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是来自农村女性的。

投稿中所描绘的性侵害图景,让常江在深深震惊和压抑之余,也看到了“me too”在中国的另一重意义:“它不仅仅是关于性别的,也是关于阶层、年龄和地域的。农村女性实际上受到了四重压迫,这使得她们长期身处这个漫无边际的性侵害图景中最幽深的地带。”

7月23日,南京大学支教类社团“彩云协会”的微信公号曝出“支教女队员遭遇支教地游民性骚扰”事件,揭开了这晦暗角落的一隅。支教的女孩被当地游民进行言语、行为的性骚扰,被偷内衣内裤,女学生洗澡还被当地小青年偷拍视频并传播,其中一些肇事者,还是本地未成年的青少年。由此可以想见,外来开展公益实践的女孩们都能受如此之骚扰,那话语权最小、生活选择最少的农村女性所遭受的则更甚。

在常江的投稿者里,一位网友深感农村儿童性教育缺乏的可怕,“那个人是我的表哥,是我亲姑姑的儿子。那时候我去姑姑家玩儿,下午他们家没有人,只有我和哥哥在,他没有动我的衣服,只是躺下,让我坐在他身上,让我动,还教我叫。我能感受到他身体的异样变化,当即毛骨悚然,挣脱了他的手,从他身上下来。那天的感受实在诡异,所以我至今不忘”。

这些“现在打字的时候,双手还是颤抖的”来稿人,在对自己遭遇性侵、性骚扰经历进行反思的时候,几乎都提到儿童性教育普及的必要性。不少已经做了妈妈的受害者表示,自己会更加重视对孩子的性教育,竭尽全力不让悲剧重演。这是常江收集到的“绝望”之中看到的一丝温情所在。

她们几乎来自社会的各个领域

给常江发信的受害者中,数量仅次于农村受侵害女性的,是尚未走入社会和刚刚走入社会的青年女性,这一群体是性骚扰的主要受害者。常江认为,处在这个人生阶段的女性容易受到侵害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施害人以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相要挟,包括成绩、offer、升职加薪的许诺等。除此之外,发声的还有企业女白领、基层女公务员、女性自由职业者、女教师,甚至有一些全职妈妈等——她们几乎来自社会的各个领域。

“有一次从机场回来下大雨,全身淋湿。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出租车,当时没多想就坐到了前排,司机借着拿毛巾给我之机,趁机摸我胸、腰和后背。从那以后再也不敢和男性司机坐在前排了。”

“他(一个按摩医师)跟往常一样帮我正骨,随后又按我腰椎,我跟他说我左边腰椎不好,他就说多给我按按,以后多调理几次,不然盆骨倾斜影响生育。我当时听了吓一跳,没多想,因为我信任他,就让他给我按揉整个腿部,可他后来居然伸手摸我下体,还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按着舒服吗,我觉察到不对,说了几次够了停下来,他才慢慢停了下来。”

“我跟另一位师妹,我们与男朋友旅游,或者去男朋友所在的城市。我们的导师总会在和我们聊天的过程中,问我们是否跟自己的男朋友住在一起,问完总要冠以教育、保护我们的名号……而且他会纠正我们女生的穿衣,我穿吊带裙去教研室被他看见,会说我穿得暴露,还会评论我的身材,说我不该穿宽松衣服,掩盖身材优势。凡此种种都让我觉得特别恶心,这算是性骚扰吗?”

“我天生不喜欢男孩子,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和男性有亲密接触心有恐惧,生理上也很排斥”,这位姑娘因在小学和中学有过被性骚扰的经历,使她陷入极大痛苦,甚至影响了她的性取向。不知情的父母一味指责她性情古怪,她也一度怀疑问题是不是出在了自己身上,“是不是因为我是个胖姑娘,发育得早?是不是我含胸驼背,显得胸小一点就不会再遇到这种事情了?”她这样问常江。

越来越多的投稿陆续投进到“I’ll Be Your Voice”这个“树洞”里来,“性骚扰、性侵害是如此普遍的社会问题,与地域、职业、年龄、身份、受教育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

“让她们说出自己受侵害,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这些充满了信任的倾诉给了常江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同时也让他难过至极。他今年36岁,认为这是自己过去36年里做过的最艰难的事。为缓解阅读那些故事所产生的压抑情绪,他开始吃起了薯片(平时一口不吃),开始失眠,连着几天每晚睡三四个小时就会醒来,紧接着还出现了幻觉,“仿佛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完全是不真实的”,直到他打电话向做心理医生的朋友求助,症状才有所缓解。

他把对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进行观察、记录和分析,写了篇《常老师的精神分析报告》发在了微信公众号里,没想到竟然收到了1000多块钱的赞赏。常江将这笔钱捐给了一个公益基金会,用于凉山地区的助学项目。

常江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身处安全地带的男性读者,在读到这些受害者经历的时候,尚且陷入暂时性精神抑郁,那些亲历伤痛的女性们的精神世界,将会是多么灰暗和痛苦。“我的痛苦不及她们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便已让我不堪忍受,她们呢?”

牢固的结构是现代女性受压迫的根源

现实是如此无奈,在常江微博的评论区里,虽然积极、赞同的声音占了主流,但仍有辱骂、诅咒,甚至威胁其人身安全的声音出现。常江选择了一些负面评论打码贴在了微博上,以供大家讨论。比如,某个网友的真实想法令人震惊,“正常的女性不排斥性骚扰,这是她们性感有魅力的体现。一个女人,如果男人对她正眼都不看一眼,该是怎样的伤心啊。同时,一个正常的女人也懂得如何有理有度地应对性骚扰,当然也会知道如何坚决地拒绝那些不喜欢的男人的性骚扰,以及与那些喜欢的对她进行性骚扰的男人进行调情”。

常江认为,持有类似价值观的人或许在社会上不乏其例。“这些人对‘现状’这个东西有一种从身体到灵魂的深刻体认和温顺。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人并不都是‘现状’的既得利益者,其中有很多甚至也处在被侮辱和被压迫的一方。但他们坚持认为,只要有人比自己还倒霉、还可怜,就什么都不要改变,并且要和压迫自己的人一道,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人性的幽微,莫过于此。”

而他们之所以会产生如此想法,来源于一种牢固的结构,常江认为,这种结构才是女性在现代社会中受到系统性压迫的根本原因。

常江告诉《方圆》记者,“首先,男女生理性别的差异,尤其是两者在生育问题上的不同角色,被广泛当作一种不证自明的科学观念,牢固支撑着父权制结构,在公共话语中被公开地合法化,并成为弥漫于各个社会领域的性别歧视‘制度’的基础。类似‘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是不完整的’这样的表述,在大众媒体上比比皆是,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鲜有人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

“其次,主要根植于中国传统性别结构的、对于女性的社会角色的‘集体期望’,成为女性耻感和弥漫于流行话语的‘荡妇羞辱’的观念基础。在这种‘集体期望’里,女性不但应当将生儿育女这种生殖角色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生活目标,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当以温顺、检点、‘自爱’为美德。这种与男性完全不对等的道德压力,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男性,包括父母至亲,甚至也包括其他女性。来自I’ll be your voice的大量案例印证了这一点。比如受到性侵害的女性向自己的男友倾诉求助时,对方的反应竟然是‘你当时穿了什么’。”

“最后,是整个社会在制度建设上缺乏女性可以依赖的、行之有效的性别观念教育、心理疏导、法律援助以及人身保护机制。”

常江认为,性骚扰频发的现象指向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整个社会系统,都在潜意识里维护侵害者而非受害者的利益”。而在他收集到的众多来稿里,不乏这样的事例。

“一个农村姑娘很小的时候,父母外出打工,自己成了留守儿童。长大一些,父母回来和她一起生活。在一天晚上,她被自己的父亲侵害。女孩很恐惧,立刻跟母亲说了此事,母亲却说,‘你爸爸是因为爱你才这样做,他太久没有见到你了’。”

“一个西部城市的大学青年女教师被男同事性骚扰,她立刻向学院领导投诉,但领导不但根本没有处理这个投诉,反而将这件事当成一段风流韵事在不同场合讲给别人听,受害者的经历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话。最后,骚扰者反而得到了升职,因为上面想要‘提拔一个男的’”。

“某大学一位受到体育老师性侵害在校女生,实名向学校举报,这在如今的情形下,已是十分勇敢的举动,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但学校居然对她说:必须同时有3个人实名举报,学校才会立案介入调查。”

——这些听起来十分荒谬的事情,却是活生生的事实,它们来自遍布全国各地的、长期沉默的受害者的泣诉。由此可看,当侵害真正发生的时候,受害者们除了绝望,几乎什么都不能做。

让我成为你的声音

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常江还是看到了可喜的一些变化。在强大的舆论的压力下,一些地方(如杭州市)出台了专门处理校园性骚扰的法规。从投稿中看,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正在抛弃耻感,勇敢选择维权,也有了更多成功立案的经历。

更让常江觉得收获颇丰的是,他同时还收到了许多朋友参与式的贴心提醒和建议。一位网友看了常江发布的一则在男女朋友关系中遭受性骚扰和性暴力的投稿,指出了他在与受害者对话过程中的一点小的问题,“您告诉她不要动轻生的念头,要寻求专业帮助,生活的主导权在自己手里,提出这些切实可行的方法都是很好的,但是由于受害者的创伤可能是倾听者和旁观者无法完全切身体会到的,所以在给予她们支持的时候需要更多的是我们的共情,告诉她们‘即使我可能无法真正理解你到底有多痛苦,但是我希望你知道,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我在这里支持你’,而非仅仅告诉她‘你该如何如何做’‘你不该如何如何做’”。

共情太重要了,太多案例显示,压垮性骚扰、性侵害受害者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就是她们身边人的不理解、冷漠及逃避。考虑到这一点,常江马上反思了自己的沟通方式,虚心接受了这位网友的批评。

常江告诉《方圆》记者,他认为当下的“Me Too”运动最大的意义,不在于举报出一些具体的侵害者,而在于让许多的受害者消除耻感。而消除耻感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鼓励受害者们毫无障碍地将这件事情全部讲出来,表达出来。

常江发起“I’ll Be Your Voice”的主要目的,也是“让我成为你的声音,代你发声,在这个安全的平台里完成共情”。

从目前的情况看,常江的这一策略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围绕着“I’ll Be Your Voice”标签聚合起来的粉丝群体,正在积极进行观念的生产和分享。最近几日,后台收到越来越多的投稿讲述自己应对性骚扰、性侵害时的策略和方法,讲述自己对性别平等和女性独立地位的理解,“这实际上表明建立在倾诉基础上的共情机制,完全可以生产出基于经验的、有巨大本土价值的进步观念来,这也是我希望坚持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的重要原因”,常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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