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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眼台风》中的人性风暴

时间:2018-09-12  来源:方圆  作者:毛亚楠  责任编辑:沈建华

这是一伙不太好的人共同完成的正义之举。当他们共同努力完成一场公平与正义之战的时候,你会感到很不容易,但它却是可行的,是我身边随时可以复制的

文|毛亚楠

在7月14日北京朝阳大悦城单向空间举办的须一瓜新书交流会上,作家梁鸿谈及作家职业化写作有时会面临的狭窄境地,“因为没有深入他人的生活里面,即使写警察,写的也像知识分子,写农民,写的也可能是一个有文化的农民”,但她认为须一瓜不会。

当代作家里面,须一瓜是特别的存在,因为从事“政法记者”多年,积累了深厚的我们不曾了解的这一领域的独特经验。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黑子》为她带来广泛声誉,后来成就了荧屏上的《烈日灼心》,借助一桩灭门案件,讲述出人性的善与恶、罪与罚。从极端化事件中抽取人性幽微,着眼于当下精神状况或世道人心,是须一瓜所擅长的。

新作《双眼台风》亦是这样丰富的一部作品,这次须一瓜将笔锋转向冤案的平反和权力犯罪,故事主线及主要人物部分取材于浙江张氏叔侄案。为使故事合理生长,她去采访过推动“呼格案”重审的新华社记者汤计,采访过刑警、法官及精神科的医生等人。小说里,大到整个司法内部的运行机制,小到一颗有助于情节推动的药物的性状和大小,她都经过行家的确认和指点,力求用一种符合逻辑的延展方式展现出一起冤案所带来的“震荡”效应。

而小说之所以取名为“双眼台风”,是因为她知道“双眼台风如果坚持大小眼台风,会互相削弱消减能量,但是如果一眼吃了一眼,台风强度将大大增强”,“摇晃、摧毁、冲刷、涤荡、重建”是须一瓜想要的意象,她愿通过这个“成年人的铁血童话”,让人看到权力犯罪有多嚣张,翻一个冤案有多艰难,正义之血有多温热。

“这是一伙不太好的人共同完成的正义之举”

这部新作的故事从乾州市公安局专案组的一次审讯中开始,被抓捕的杀人嫌犯甘文义一口气交代了14起强奸杀人案,其中一起竟是十多年前的“6·11哑女奸杀案”,这个发生在1996年“严打”期间的案子早已告破,18岁的少年顾小龙被认定为凶手并执行了死刑。一案两凶,甘文义的这一供认在乾州市公检法领域掀起轩然大波。曾因此案名声大噪的霸道警花鲍雪飞现已官至市公安局副局长,且正处于职业上升期。作为这起冤案的直接制造者,为防止案件平反影响仕途,她巧设机关、连连布网,与负责调查甘文义案的专案组副组长傅里安展开了较量。

接下来的调查中,关键证据隐匿难寻,唯一证人三缄其口,一连串超常规的阻击接踵而来,被步步紧逼的傅里安做梦也想不到,他会为此付出九死一生的代价。最后,当前所未有的双眼台风“小碧”横扫乾州之时,傅里安一行及时取得关键证据,使得这起冤案终得平反。

悬疑、神秘甚至窥视等诸多元素在小说中融汇在一起,让读者有紧张刺激欲罢不能的阅读体验。这看似是一个“邪不压正”的传统故事,但其实不仅如此。诸多警界秘辛、某些体制机制的错位及人心的不可捉摸实际都是在佐证,正义推进过程中,置身其中的每个人物的复杂。

创作小说的前期采访中,须一瓜见过很多的高光人物。“他们都太罕见,也太珍贵”,比如推进“呼格案”,那个无比勇敢、执着和坚持的新华社记者汤计;比如小说主人公傅里安的原型,那个很“轴”的警察。他“浑身散发的都是那种简直非人类的神光,尤其在这个时代,这个人举手投足阳气灼灼,他对公平正义有绝对的偏执,眼里根本容不下一点邪恶尘埃,像这种人啊,不当警察我都不知道他浑身的能量要往哪里安置。小说里的不少素材是他的经历”。当这些人推进一件事情很艰难的时候,“会摧毁你写作的信心”,而她想调动的是公众心里的那道光。

须一瓜最终没有将这些品格落在小说里。小说里的记者汪欣原,是个八面玲珑但尚存良知的人,如果不是生命受到威胁的话,他也有可能会放弃对正义的追求。小说里的傅里安,离婚、偏执狂、没什么人味,冒犯权威后,还想着要去弥补,去耍小聪明,想两全其美。但这并不影响他是一个好的警察。

须一瓜认为这样写的人物才会有可信度,“尊重内心里复杂的东西,尊重我们的不纯洁,实际是一个人或一个社会成熟的表现。我们对人复杂的心地有足够的理解和宽容,也许善的东西就出来了”。

于是,小说里呈现的是:“疯子”警察傅里安赌上所有也要重查冤案,那个利欲熏心、不择手段的警界“混子”范锦明无意中成了保护证据最有力的帮手,还有良心未泯的汪欣原,怀有朴素正义感的顾小龙友人金红玉,身患绝症才承认判错案子的法官陈书伟以及为消除业障延长寿命不再沉默的唯一目击证人老赵,这些关键人物共同形成的反腐合力,最终才撕破鲍雪飞等人的防线,正义得以到来。

“这是一伙不太好的人共同完成的正义之举。当他们共同努力完成一场公平与正义之战的时候,你会感到很不容易,但它却是可行的,是我身边随时可以复制的。”这是须一瓜用人性最简单的形式得出的结论,这基于她对人性的认识。

在《双眼台风》的后记中,她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双眼台风》刮来的是成年人的铁血童话……在这个故事里,最终那些对人性之善开放绿灯的人,排成了行。那些有缺点、有很多人性弱点的人,即使在权力机器的运转中,还是展示出了善或有济于事、于事有补的部分善。它不亚于现实的严酷,但它给人以突围的希望,每一根火柴都有它的光亮与温暖。它是脆弱的,但它是真实的。小说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她集中了手里全部的火柴。总要让血热一热,总要让呼吸热一热,总要看到前面是明媚的,总要知道世道再难,人心再险,还是有基本正义存在于天地之间。”

人间的石头都是宝石

须一瓜始终相信人性中有一些带着神性之光的情感,即便是极恶之人,也会有一闪而过的善念,她想平和地展示这些“闪现”。记录下罪恶的人生里面,那一点点的火花。

她笔下的犯罪者,都对自己的异端行为保持着清醒。比如《太阳黑子》里的陈比觉,有次醉后痛哭,说:“我的头上发凉啊,那柄剑,那柄从天而来的达摩克利斯悬剑,就在我头上,越来越近了,我感到它的剑锋了,我头皮凉飕飕,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你们就没有感到吗?”比如《蛇宫》中的“那人”,他抢劫银行后,造成了许多无辜人的死亡,他在蛇宫的工作人员面前用自己生命的结束来彻底忏悔。又比如她去一席演讲,提到自己采访过的某男杀害女研究生的案件,提到凶案发生之前,劫匪因女孩不断的劝善而心软和松懈,提到罪案发生之后劫匪的懊悔与歉意。那个劫匪,后来希望须一瓜能帮他联系遗体捐献部门,希望把捐助换来的钱(他并不知道捐献遗体是无偿的),都给那个死去女孩的家人。

在新作《双眼台风》里,罪犯甘文义被抓,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就是我杀的”。他跟警察说,你们抓了我很好,我终于可以停手了,我和那些受害人,都是受害人,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强奸、抢劫、杀人。甘文义的这些话,让警察都没办法消化。但当他发现鲍雪飞控制下的警察漏罪,想掩盖顾小龙的那起冤案时,他用监狱里面的记事本写了份证明书,“非说不是我杀的,那就是我杀的”。

须一瓜透露,这个人物确有其人。“我在琢磨他大量的笔录的时候想,你说他这个行为完全是求生策略吗?好像也不像,杀了这么多人,也够他死了。是为了延长活着的时间?有人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案子一乱,无形中他会活得久一些,但有没有可能还有一点,这个人心里有善的那个瞬间,就像闪电一样,因为知道一个人为他冤死十年,就写下这份证明书。我还想起一句话,其实人间的石头都是宝石,只是人类认识的太少了,你们只认识那么多。”须一瓜这样说。

然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哈姆雷特,很多人不能容忍作家在坏人身上的这种耐心与停留。

“我倒不觉得甘文义的那个瞬间是人性之光,反倒觉得他那是在刷存在感,是在嘲讽戏弄公检法。就像《密阳》里杀死丈夫的凶手信仰了宗教,甘文义所言则是在为自己的行为自圆其说,而我们正常人,则要警惕不要进入他们的那套变态的逻辑。因为一个人一旦缺乏自控杀了人,那就是野兽,那是人性消失的地方。”

对于《方圆》记者的质疑,须一瓜的回答是:“我觉得你警惕的这种眼光,其实是对的。甘文义的原型,我看了他大量的笔录,是我自己在心里面,把他定义成闪电般的善念。虽然有可能他们善念一起,转而就利用了这个善念。”同时,她也认为,如果说犯罪小说有尺度的话,可能就跟作家内心的这种信仰和追求有关。

这不禁让人想起《太阳黑子》中,警长伊谷春对罪犯辛小丰关于法律的那段“说教”:我很喜欢法律,我认为法律是人类发明过的最好的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人吗?在我眼里,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总和,就是他有你想象不到的好,更有你想象不到的恶,没有对错,这就是人。所以说,法律特别的可爱,它不管你能好到哪,就限制你不能恶到没边儿,它清楚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点脏事儿,想想可以,但做出来不行。法律更像人性的低保,是一种强制性的修养。它不像宗教要求你眼高手低,就踏踏实实地告诉你至少应该是什么样,又讲人情,又残酷无情。

这是须一瓜借人物之口,体现出法律和公义的必要,但在她自己职业生涯中,跟这些已经被法律定义的坏人接触,她是有很多启发的。“那些瞬间给我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信不信这个,我是信的”,她最感兴趣的,显然还是人心,“人都有一种趋光性,不忽略人心目中的恶,也不要低估人心中的善。”

追问的艺术

2003年,须一瓜获华语文学传媒奖最具潜力新人奖时,授奖词评价她“把写作还原成了追问的艺术,但同时又告诉我们,生活是禁不起追问的”。

傅里安这位“疯狂人”形象是小说着力刻画的人物,“此人狂傲自负却又尽职尽责,犹如疯子一般的洞察力和死咬猎物不松口的执着精神令所有涉案人员愤恨胆怯”。当鲍雪飞觉察到“顾小龙案”要被重新审理的时候,她首先要做的是要遮要盖,而傅里安则作为一个对面的形象出现,他虽不是绝对正义,因这其中暗含为摆脱鲍雪飞而实现自我的私人博弈,但他的偏执同时又是一种追问,化而为发现真相的一盏明灯。

“可能,现在,就剩下疯子在狂干了……”傅里安的上级骆楚和不得不这样承认。傅里安的“疯狂”作为一种追问的隐喻,假托“偏执与疯狂”,打破原有社会生态的和谐,让人不忍面对但又不得不面对人性的软弱与丑陋。

但她虽然通过书写剖开了人性的伤口、生病的时代和扭曲,但却并没有给疾病丛生的世界提供解救的办法。迟来的正义算正义吗?冤案带来的伤害并没有因为被平反而终止,受害人家的二次伤害、司法机关的声誉以及社会稳定的隐忧,仍旧得不到解答。就像本书的腰封上写的: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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