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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个保健品,怎么就成诈骗了

时间:2018-02-26  来源:方圆  作者:靖力等  责任编辑:沈建华

在英国卫裤案中,有许多年纪非常小的犯罪嫌疑人,一方面涉世未深,不懂什么是诈骗;另一方面,他们都是一线销售人员,层级低,涉案金额也并不多

文|方圆记者靖力 钟亚雅 通讯员熊焕

“经过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案件判决后苏香就放出来了,后来我就没有再见过她了。她很年轻,想继续在广州工作,现在应该又参加工作了吧?”2018年1月17日,在英国卫裤案中,为犯罪嫌疑人之一苏香提供辩护的立方(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红兵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

2016年8月,广州市天河区警方查处金冬柏圣公司时,苏香刚满18岁,高中学历的她入职公司不到一年,她的哥哥、嫂子以及一个叔叔都在公司上班。“第一次审讯时,苏香都惊呆了,她问,自己就卖个保健品,怎么就成诈骗了。”王红兵说,“最后,她接受认罪认罚,可能认识上也有个变化吧。”

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官张子君告诉记者,在英国卫裤案中,有许多年纪非常小的犯罪嫌疑人,一方面涉世未深,不懂什么是诈骗;另一方面,他们都是一线销售人员,层级低,涉案金额也并不多。这些人是最可惜的。

考虑到这个情况,天河区检察院从案件繁简分流、宽严相济的角度,也从体现办案人文关怀的角度,对119名犯罪嫌疑人中的109名从犯全部启动了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最终,109名从犯全部认罪认罚,法院对其判决了有期徒刑1年1个月至1年9个月不等。“他们是2016年8月被刑事拘留的,到案件判决是2017年9月,因此,有部分犯罪嫌疑人几乎是刚判决就刑满释放了。”张子君说。

跨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儿子患上白血病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目前在国内部分地区试点的一项司法体制改革制度。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广州是18个试点地区之一。

自试点以来,截至2017年12月,广州市两级检察机关共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起公诉案件10540件、11707人,占全部刑事公诉案件的50.72%。适用案件数量在全国试点地区中排名第一,适用比例也在前列。

1月24日上午,40岁的福建省泉州市人董凌抱着一面一米多长的锦旗匆匆走进广州市白云区检察院。见到白云区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官韩璐,微胖、有些谢顶的董凌与她寒暄起来。他告诉韩璐,12点要去机场赶飞机,只有这点时间,送一面锦旗过来,感谢检察院对他的帮助。

董凌是白云区检察院查办的一起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2016年,董凌到缅甸赌博,从当地华人那里知道一种赚钱方式:他们在网上向中国大陆发放广告,称可以办理无抵押小额贷款,有人上钩以后,根据他的个人信息在银行办理账户,随后声称需要一笔较大金额的流水,来“激活”账户,等对方将“激活金”打过来时,便将钱提出,卷款潜逃。

董凌加入了这个主要由华人组成的诈骗团伙,在一次操作中,获得了1.3万元的收入。后来,缅甸警方打掉了诈骗团伙,在调查董凌的时候,对应到一名中国广州市白云区的被害人,便将董凌引渡回国,移送白云区公安分局处理。

缅甸警方引渡董凌时,将案件材料也一并移交。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很快,白云区公安分局将案件移送白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韩璐是2017年4月第一次见到董凌的,那时,董凌并不认罪。他认为自己没犯罪,为自己请了律师。

7月左右,董凌家中发生变故,14岁上初中的儿子被检查出患了白血病。董凌的妻子和其他亲戚相继到医院做了骨髓配型,妻子为半相合,其他亲戚相合率则更低。很长一段时间,董凌的家人都瞒着董凌,不告诉他儿子的病情,怕他雪上加霜,会受不了。但是董凌的儿子需要董凌去做配型,如果两人的骨髓匹配率高,儿子就能及时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得到救治。后来,董凌的律师为了委托人的利益着想,便将儿子的病情告诉了他。

董凌问律师,如何能够早点出去,律师便为他申请了取保候审。韩璐知道董凌的家庭变故后,积极配合律师,完成了董凌取保候审的手续。董凌如愿走出看守所为儿子做了配型,但可惜的是他与儿子也是半相合,手术风险太高。

在取保候审期间,董凌时时感到困扰,家庭正在最需要自己照料的时刻,儿子找到了配型,目前正在接受化疗,等待骨髓移植手术。治疗花费巨大,家里甚至卖掉了一套老房子。然而,董凌刑案缠身,保不齐哪天就被关进去了,他想起韩璐反复提过的,“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判处”,便向律师咨询。

律师告诉董凌,认罪认罚意味着要承认检察院指控的罪名,要认可检察院的量刑建议,这样就能从轻判处。同时,积极退赃、争取被害人谅解,也是酌情从轻的情节。董凌同意了,在律师的帮助下,白云区检察院启动了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同时,董凌拿出1.3万元,赔偿了被害人,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白云区检察院根据董凌认罪认罚的态度,以及积极赔偿被害人,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情节,提出了相对不起诉的量刑建议。这意味着董凌虽然犯罪,但不会被判处刑罚,可以专心照顾家庭了。

董凌在送给白云区检察院的锦旗上写了“执法公正严明,办案心系百姓”,说这是他的心里话。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广州模式”

“类似的案件有许许多多。”广州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王彩虹告诉记者,体现人文关怀,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意义之一,而这项改革试点不止这一种意义,“从依法治国的高度上来说,这项改革试点,有利于从程序上、制度上进一步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完善多元化、多层次的刑事诉讼程序,合理配置刑事司法资源,提升刑事司法人权保障水平,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王彩虹向记者介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一般程序:首先,犯罪嫌疑人从被采取强制措施起,一直到法院对其作出判决前,都可以提出启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请求,启动程序的主导机关是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审查后,启动程序,对侦查机关移送的证据材料审查过滤,并作出审查结论和提出量刑建议,犯罪嫌疑人在律师的帮助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开庭审理时,具结书呈交法院,法院根据具结书简化庭审程序,作出判决。

对于有些开始不认罪的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还起到了教育转化作用。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曾办理一起盗窃案件,犯罪嫌疑人伍某在案件提起公诉前,一直拒不认罪。提起公诉之后,海珠区检察院向法院提出再次尝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议,法院采纳并为伍某指定了法律援助律师。庭前会议上,面对公诉人展示的有力证据,伍某供认了3宗犯罪事实。庭审是公开直播的,在公诉人都没有想到的情况下,伍某又供认了全部8宗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根据伍某的认罪表现,公诉人提出了新的量刑建议,法庭采纳后当庭宣判。

在重大刑事案件中,广州市检察机关也勇于尝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7年5月18日,一起故意杀人案在广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广州市检察院首次在故意杀人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阅卷到提审再到出庭公诉,欧名宇检察长作为承办人,一直在办案一线。这起案件能够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主要因为犯罪嫌疑人得到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在此基础上,检察院提出有期徒刑15年的量刑建议,最终被法院采纳。

随着试点案件类型不断扩展,职务犯罪案件中,也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尝试。涉嫌受贿罪的广州市南沙区某镇原党委书记杨某,因主动自首,且配合追赃,在看守所中,杨某还帮助劝说别人认罪。考虑到这些情节,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对其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开庭前,杨某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法院最终以受贿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5年。

“从司法实践的种种案例上看,广州的这项改革试点成效已经逐步显现。”王彩虹说。

据记者了解,广州全市每年的公诉案件数量在两万件以上。而以广州市白云区检察院为例,2017年该院一共提起公诉案件3414起,但公诉部门只有19名员额检察官,人均办案数达到179件。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案多人少的矛盾亟待解决,这也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实需求。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检察官办案的压力。

此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成效还体现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上。广州基层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审查期间,从试点前的平均21个工作日缩短至5个工作日,依法适用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又使平均庭审时间缩短至20分钟以内。办案质量和效率的提升是明显的。

“英国内裤诈骗案就是一个例子。”王彩虹说,“一共119名犯罪嫌疑人,对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109名从犯的法庭审理活动,在两天之内就全部结束。”

按照制度设计,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适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自愿、协商原则;二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广州市检察机关积极推动该项制度的法治宣传工作,在看守所设置制度宣传栏,并且发动看守所民警加强对该项制度的宣传教育。比如,花都区检察院将《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书》和《认罪认罚具结书》模板发放到区看守所的每一间监仓。王彩虹听监所部门的同事提起,在看守所宣传一项制度是非常有效的,监仓很大,一仓十几二十人,犯罪嫌疑人在里面很喜欢交流,比如某个犯罪嫌疑人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其他人就会打听,检察院量刑建议是多少,划不划算之类。

广州市检察院还对侦查机关移送并确认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进行严格监督,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认罪自愿性审查。同时加强证据审查,保证证明标准不降、证据要求不变,坚决防止被迫认罪、替人顶罪,防范冤假错案。

广州市检察院还建立了程序回转机制。即犯罪嫌疑人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有权反悔,检察机关不得将其自认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免除了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后顾之忧。

“既思路清晰又扎实落地,既大胆尝试又建章立业,既上下联动又循序渐进,既改革创新又迎难而上。”王彩虹用这几句话总结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广州模式”。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四级高级检察官李占州告诉记者,“广州模式”是全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一个缩影。在大胆尝试、勇于创新方面,广州市检察机关有独到的经验。

“拿英国卫裤的案件来说,这是一起涉案犯罪嫌疑人众多的案件,对于既不认罪也不认罚的主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理;对于认罪认罚的大量从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理,既体现了宽严相济、人文关怀,又提高了司法效率、节省司法资源。这种尝试正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意义所在。”李占州说。

积极应对试点工作中的争议与困难

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王红兵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警惕滥用。“应该适用于那些真正悔罪而愿意接受刑罚的人。”

从另一方面,王红兵也表示,在律师的帮助下,一些犯罪嫌疑人或许可以争取刑期更短的判决,而选择了认罪认罚,实际上是侵害了自己的利益。

王彩虹表示,广州市检察院一直积极落实犯罪嫌疑人法律帮助权的“两确保”,确保所有认罪认罚案件均有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确保值班律师充分行使阅卷权。办案中,也充分听取律师对案件的意见,保障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加上程序回转机制,犯罪嫌疑人如果认为认罪认罚侵害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反悔。即使在一审判决之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犯罪嫌疑人仍然可以提出上诉。

在英国卫裤案中担任主犯谢钦锐辩护人的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丁一元表示,应该研究一下,在英国卫裤案这类共同犯罪中,从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否会倒逼法院认定主犯的相关犯罪事实。

王彩虹解释说,共同犯罪中从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来就是建立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的,如果对案件事实、证据有异议,可以在法庭上质证。如果对生效判决有异议,还可以申请检察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或者法院的纠错机制来进行救济。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是一项重大改革,现阶段也有许多不足。希望广州市检察机关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在思想认识上进一步加强重视,继续健全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的规范体系,着力提高量刑建议的精准度,积极发挥不起诉的过滤机制和救济措施的功能,健全监督制约和督察评估机制,将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李占州说。(文中苏香、董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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