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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石家庄:当前行贿犯罪的特点

时间:2017-03-29    新闻来源:方圆法治网    作者:付强    责任编辑:王红蕾

一、当前行贿犯罪的特点

1、行贿犯罪逐渐向社会多领域、多行业渗透。行贿的对象,多是为官一方的主要领导和重权在握的金融信贷部门、土地批发部门、建筑承包招标、公共管理、证照审批、组织人事部门、国家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等部门负责人,以及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行贿的事项,主要集中在工程承包、干部提拔、调动、职务晋升、推销产品、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等。

2、行贿犯罪的手段主动化、多样化,连续行贿日益增多,行贿方式极其隐蔽,不断翻新。过去行贿多是直接给,现在一般是间接给受贿人。有事前为特定目的行贿的,也有事后为表示感谢而行贿的;有的打着公开、合法的旗号,把行贿与礼尚往来联系在一起。行贿的物品也发生了新变化。从送金钱、电器、首饰等演变为送股票、汽车、房子、包办出国旅游、利用美色等。

3、用公款行贿的情况越来越多。过去行贿人多是用自己的钱行贿,随着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竞争的主体和地方政府领导人发展经济的政绩意识增强,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国家机关开始加入行贿者的行列之中,现在行贿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用公款行贿的越来越多,出现了“公贿”现象。

4、行贿金额不断增大。市场经济的发展使金钱的作用和诱惑力进一步增大,金钱既是行贿的“武器”,也是行贿者追求的主要目的。行贿者由于对权力、金钱追求无止境,为了得到更重要的权力、赚更多的钱、获取更大的利益,不惜重金大肆行贿,使行贿犯罪呈现一种内在的加速发展趋势。由于行贿金额不断增大,行贿犯罪大案不断上升,犯罪标的也相应出现新变化。一次行贿动辄数十万元、数百万元已履见不鲜。

5、行贿案件立案传唤少。目前贿赂犯罪十分猖獗,但检察机关以行贿罪立案侦查的案件普遍少见。立案侦查甚少,必然形成以通知谈话形式询问涉嫌行贿人居多的局面,而缺乏法律威摄力度,以致于涉嫌行贿人心理压力比较轻松,询间时间大大拉长,导致法定的十二小时以内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6、侦查取证难。多数情况下,行贿与受贿是一种对合关系,是贿赂犯罪的两个方面。在查证受贿案件时,行贿人是必然调查的重要证人,特别是在一对一案件中,行贿人供证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司法实践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行贿人往往拒不作证,给办案工作造成很大困难。行贿人不作证的原因,除有时是受到受贿人及其亲友的恐吓或利诱外,多数情况下是有其自身的多方面考虑。一是怕一旦作证会牵连自己,怕自己被司法机关以行贿罪立案查处;二是有的行贿人已经谋取到了所要谋取的利益,对受贿人存有感恩心理,从而不愿作证;三是有的行贿人自知自己是证人而非案件当事人,司法机关难以奈何自己而有恃无恐,拒绝作证。

7、方法措施少。一方面涉嫌行贿人工作流动性、职业变动性大,对那些主观上试图逃避检察机关,侦查的涉嫌行贿人侦查人员会普遍感到方法缺乏、措施无力、难以对付;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很少对涉嫌行贿人以行贿罪立案侦查,因而许多传唤等侦查措施及法律手段都得不到及时、有效使用。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对贿赂犯罪侦查工作的进行。

二、当前对行贿犯罪查处难的原因

1、检察院、法院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表现方式与立法理解尚缺乏统一的认识,我国新《刑法》第389条以立法形式将“为谋取不止当利益”作为构成行贿罪的必要条件,其目的是为了把不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财物的行为排除在外,然而,目前行贿行为大多发生在经济交往中,一些单位或个人不顾法律规定,对参与经济交往活动的国家工作人员直接以财物贿赂,或者违反法律规定,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等手段,使这些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们洞开方便之门,以达到他们实现不公平竟争,谋取本单位或个人利益的目的。这种通过不正当手段和不公平竟争所谋取的利益,其行为表现是否己经符合行贿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构成要件特征,政法部门则缺乏统一的认识与理解,以致于侦查部门因难以确定行贿人所谋取的利益的性质,而对某些行贿案想立而不敢立,担心立了今后处理不了,从而造成目前贿赂犯罪居高不下的局面存在。而对行贿犯罪立案侦查少,对涉嫌行贿人不能采取有效侦查手段等不正常状况,也使某些行贿人虽被多次查找、询问,但仍我行我素,行贿之愈演愈烈,进一步诱发了某些意志薄弱者因受贿而犯罪。

2、侦查部门对涉嫌行贿人双重性身份特点的把握不够正确灵活。行贿人在行贿案与受贿案中,其所处位置、所起作用具有明显的双重性身份特点,如在行贿案中,行贿人处于被审查地位,主要就其行贿犯罪事实作出交待并接受法律处理,其身份为犯罪嫌疑人,但在受贿案中,受贿人系被审查对象,行贿人则处于案件关系人的地位,主要就受贿人的犯罪事实作出负有法律责任的证言,其身份为涉案证人。

在目前侦查实践中,侦查部门在涉嫌行贿人双重性身份特点的把握上往往强调或夸大了涉嫌行贿人在受案中的证人身份的作用,生怕追究涉嫌行贿人的责任会造成行贿人不配合或对行贿事实故意隐瞒而不利于受贿案件查证的后果,忽略了涉嫌行贿人往往表现为态度上“软”时间上“拖”方法上“缺”措施上“缩”。该立案的不立案,以调查代替侦查;以谈话代替讯问;该采取法律措施的也不采取,侦查锋芒锐减。这不但影响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也对查处受贿犯罪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

3、由于行贿罪与受贿罪是对应的,多数又是隐蔽进行,故对行贿罪的取证直接涉及对受贿罪的调查。贿赂犯罪中,双方一般是“一对一”,只有行贿人和受贿人双方对案情了解。要确定行贿人的罪行,最直接的证据是受贿人的证供。但受贿人在指证行贿人的同时也就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由于法律并未规定受贿人坦白交代能得到何种从宽处理,使得受贿人即使交代了行贿人的重大罪行也只会加大自己的处罚。因此,对行贿罪的取证十分困难。

三、遏制行贿犯罪的对策

1、针对当前对行贿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和打击不力的状况。高检院在“意见中”已经明确提出了首先要进一步提高对行贿犯罪危害性和打击行贿犯罪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认识到行贿犯罪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是产生受贿犯罪的直接根源,腐蚀性、危害性极大。打击行贿犯罪是国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也是惩治腐败、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国家机关工作正常活动、维护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需要。其次,在全社会营造一个打击行贿犯罪的良好氛围。要提高社会公众的认识,使他们认识到行贿也是犯罪,使行贿犯罪失去社会心理基础。

2、针对行贿犯罪范围广、向社会多领域行业渗透的特点,适时调整打击重点,坚持反受贿与反行贿并举的方针,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努力遏止犯罪的高发势头。高检院在“意见中”又强调把打击的锋芒指向行贿犯罪的高发区,增强威慑效应,扩大办案效果。目前集中打击的目标和重点应是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发生的大案要案及建筑工程承发包、土地批租转租、国有企业转制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以及其他恶劣影响的行贿犯罪。

3、针对行贿犯罪越来越隐蔽的特点,加强反贪情报工作,变被动等案为主动出击,深入调查,完善侦查机制,强化专门手段等方法,广泛搜集案源信息、社情信息及其他涉案信息,增强揭发犯罪的能力。加强对行贿犯罪的特点、规律和适用法律的研究,不断提高侦查技能和办案水平。同时,还要加强对打击行贿犯罪的协作。检察机关在查办贿赂犯罪案件工作中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加强配合协作,使不论发生在哪里的行贿犯罪都能被及时发现,及时查处。

4、针对行贿犯罪窝案串案突出、跨地区案件日益增多的特点,要加强以侦查指挥和侦查协作为核心内容的反贪侦查机制建设,通过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和指挥,加强异地检察机关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发挥检察机关的整体作用,提高检察机关整体侦查水平和作战能力。要针对跨地区行贿、分散行贿难以发现、难于打击的特点,逐步推广部分地方检察机关实行的对行贿信息建档存查,加强管理,资源共享的做法,增强打击效果。

5、一并立案式,即根据《刑法》共同犯罪的原理,将受贿人、行贿人以共同犯罪一并立案。在办理贿赂案件中,当有受贿犯罪事实对受贿人准备立案时,可以考虑将行贿人一并立案目的使行贿人在检察机关的控制下,促使其在趋利避害心理下交代问题,使侦查人员能顺利地收集证据。在一并立案的处理上,侦查目的达到后,可按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行贿人在被起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对行贿人在政策上网开一面,给予特殊的宽大处理,取消强制措施,这样灵活两便,既不存在撤案困惑,也不受法律存在的一些问题所影响。


作者单位:石家庄长安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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