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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一百多位台湾老兵回家

时间:2017-12-05  来源:方圆  作者:韦贵莲  责任编辑:沈建华
  没有流浪过的人,不懂得回家的滋味。因为我们流浪过,多少次曾长夜痛哭,所以我们的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回家,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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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韦贵莲
 
  匆匆赶到医院,躺在病床上的老兵已经不会说话了,但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高秉涵。高秉涵俯首对他说,“老哥,我说话算话,我一定抱你回家。”听到这话,老兵的眼泪唰唰往下流。就在高秉涵扭头与医生交谈的那一刻,老兵去世了。护士说,这位老先生等到了您的这一句话才放心离去。
 
  “未曾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10月29日,81岁的高秉涵老先生做客上海图书馆,为大家讲述了海峡两岸开放的数十年间,他一次次怀抱着台湾老兵们的乡愁,送他们回家的感人故事。
 
  高秉涵老先生一生命运多舛、颠沛流离,13岁逃亡台湾,尝尽世间疾苦,后来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活出了自己的精彩,还尽自己所能给很多身边的人带来温暖和希望。
 
  法律系毕业的他,在台湾地区法律界工作50年,先后荣获法官界的“忠勤勋章”、“杰出律师服务奖”。年近花甲,他开始奔波两岸,护送台湾老兵骨灰回家,并当选为“2012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想娘
 
  2012年,在“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现场,有一位记者采访高秉涵先生,“高老,您现在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高秉涵脱口而出,“想娘!”当时,他是用菏泽方言说出来的,怕记者听不清楚,用普通话又重复了一遍:“我想妈妈。”年轻的记者想不到,近80岁的老人还像孩子一样说“想妈妈”,被感动得当场流泪。
 
  “直到现在我还想妈妈!”高秉涵说,在深夜里,他不知多少次痛哭,想念妈妈,想念家人,想念故乡。然而,海峡浅浅,明月弯弯,都了却不了他一辈子的遗憾。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母亲叫宋书玉,毕业于济南第一女子高等师范学堂,与丈夫高金锡在山东菏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共同任教,发展乡村教育。1947年5月4日,高秉涵的父亲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两个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成为模范女青年。
 
  1948年,母亲宋书玉担心13岁的儿子高秉涵的生命安危,让他离开家乡逃命,去投奔国民党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离家那天,他坐上马车,低头啃着石榴,同学提醒他:“高秉涵,你娘给你挥手呢。”他想多啃一口再抬头,结果马车一拐弯儿,就看不到娘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我娘。以后,我再也不吃石榴了,想起来就难受。”
 
  到学校没有多久,学校就解散了。高秉涵跟着比自己稍大一点的学生随着人群往南流亡。由于年龄小,他不知道所到之处是哪里,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记得妈妈说的话,跟着人流走,一定要活下去。六个月,他走了六个省,2000多里路,到达厦门。
 
  1949年10月,他挤上了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当时差一点被挤死,真是九死一生。”高老回忆说。他跟着人群到了台湾,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他又成了孤儿流落于台北街头。幸运的是,后来,高秉涵遇到了小学校长,校长劝他读书,高秉涵说:“我不想读书,我想妈妈。”校长说:“傻孩子,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回不了大陆了。你要勤奋读书,读书有出息了才是孝顺妈妈。”
 
  新年到了,到处燃起鞭炮声,14岁的高秉涵独自跑到山顶,对着大陆方向,一声又一声呼喊着:“娘——娘——”喊到嗓子哑,哭到泪水干。
 
  高秉涵勤奋苦读,经过十年寒窗,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直到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当时有大陆代表与会,他才写了封家信托人捎给母亲,这封信经过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信中写:“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您一面,娘,您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信中说,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妈妈去世时,在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高秉涵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为他做过的小棉袄。
 
  高秉涵说,有生之年没有见到母亲,就把母亲的遗物珍藏起来。他把母亲用过的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已经粉化的眼镜、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
 
  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他家中一间屋子的墙上。他说:“我是每天都用头顶顶着我母亲那个衣服,这样等于在她怀里一样。我现在已经80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想念妈妈。”
 
  思乡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思念的只有故土。
 
  刚开始,与高秉涵一起到台湾的部分人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还抱有幻想,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希望慢慢变成无望。高秉涵觉得自己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决定在台湾结婚,结婚的条件是找一个有“铁饭碗”的姑娘。他说,那个时候害怕有战争,他在逃亡路上看到了太多的死亡,他要找一个有工作的女人,万一自己死了,妻子可以独自把孩子带大。
 
  结婚生子后,有了稳定的家庭和工作,但是在高秉涵的内心深处,依然牵挂着故土。他常常回忆起童年一起的玩伴,一起做的游戏,村子里的一草一木。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途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菏泽老乡。“泥土何其多,唯独故乡贵。”大家信任高秉涵,让他来分。高秉涵分到了3个柿饼和2勺故乡泥土。高秉涵怕小偷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与他夫人的金银首饰放在一起。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高老说:“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呀何止七壶呀。”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待了半个小时,走不进去,“我怕,怕进去。那种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近乡情更怯”。
 
  这个13岁离家,再回家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站在母亲的墓前,哭得不省人事,休克过去。
 
  高秉涵动情地说:“我喝菏泽的水,喝了13年;喝台湾的水,喝了70年。但一想到‘家’,我就感到自己在台湾是做客70年。只有踏在故乡的土地上,才感到踏实、温暖。生命的源头没有办法磨灭的。”
 
  送老兵兄弟回家
 
  高秉涵产生护送老兵遗骨回家的想法与他审理的一件案件有关。
 
  1963年10月20日,刚从法律系毕业的高秉涵,被派到金门担任审判员。1964年,金门岛上发生一起士兵逃亡案,高秉涵负责审理这件刑案。这名逃兵是厦门人,父亲早逝,母亲半身不遂,作为家中独子的他早年靠打鱼为生。1949年的某一天,他出门为母亲买药,路上被国民党的军队抓了壮丁。1964年他随部队驻防小金门,每天遥望一水之隔的厦门。一天夜里,他携带一个汽车轮胎偷偷渡海。黎明上岸,以为到了厦门,却被抓获,才知道自己游了一夜竟因为迷失方向而游回金门。
 
  依台湾军事法令,敌前逃兵一律死刑。审判中,这名逃兵陈述因为思念记挂母亲才铤而走险,军事法官高秉涵当即泪如泉涌。“换作是我,假如海的对面就是菏泽,我比他逃得还快。”尽管是执行公务,但毕竟充当了“探母有罪”的杀手,高秉涵至今不能释怀。“我是含着泪,写完对他的判决书的,死刑。”行刑前,他劝这名逃兵喝下一瓶高粱酒,“枪决时,犯人已经烂醉,这样会减轻点痛苦”。
 
  高秉涵答应这名逃兵,有朝一日,把他的骨灰带回厦门,还给他的妈妈。1987年海峡两岸开放探亲,高秉涵第一件事就是去厦门寻找当年那个逃兵的母亲。然而,地名变化,村庄消失,过往的一切都已无迹可循。
 
  这桩逃兵案,深深地击痛了高秉涵内心最脆弱的地方。每次想到家乡,想到自己的母亲,他都会痛哭流涕。因为少年逃难时的饥荒病痛,他一生都没有吃胖过,到老都是单薄瘦削的身形,两个眼窝因为常年哭泣流泪而凹陷下去了。
 
  在台湾的菏泽籍老乡,组织了一个菏泽同乡会,高秉涵是该会的创始人和会长。当年逃亡到台湾的菏泽老兵、老乡大多没有文化,在台湾的生活很艰辛,许多人直到终老都是孑然一身。高秉涵是知名的律师,经济条件比较好,又有一副热心肠,于是老乡们视他为亲人,有事就向他求助,很多人把高秉涵的名字写在“紧急联系人”一栏中。高老说:“我到台湾的时候只有13岁,那些比我年长的哥哥姐姐曾经在感情和灵魂上给了我很多慰藉,他们是我在台湾的亲人。”他风趣地说:“我是老会长了,是百年会长。”
 
  眼看着人已黄昏而归乡的日子遥遥无期,于是很多老兵、同乡就把回家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高秉涵身上,嘱咐他:“老弟啊,我们是牵着你的手来的,我是没有希望回去了,你还年轻,如果我死了,你有朝一日能回家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带回去……”就这样,一个、两个……高秉涵肩负了很多深情的嘱托。
 
  半夜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对他来说是常事。他听到电话声就知道,又有老兵要离开人世了。记得有一次,他匆匆赶到医院,病床上的老兵已经不会说话了,但眼睛却瞪得大大的看着高秉涵。高秉涵俯首对他说:“老哥,我说话算话,我一定送你回家。”听到这话,老兵的眼泪唰唰往下流。就在高秉涵扭头与医生交谈的那一刻,老兵去世了。护士说,这位老先生等到了您的这一句话才放心离去。
 
  1987年,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正式实施,禁锢两岸近40年的铁幕就此被打破一角,但许多老兵直到人生谢幕也没能赶上这一天。为了自己曾经郑重的承诺,从那以后,高秉涵频繁往返于两岸之间,先后把上百名老兵的骨灰从台湾送回老家,了却了他们“回家”的遗愿。
 
  护送老兵的骨灰回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刚开始时,这项工作没有获得邻居的理解。高秉涵家住一楼,家里经常放着认识或不认识的七八个老兵的骨灰。邻居们会反感,有邻居就说:“高律师是不是改行了?您啥时候改做法师了?”开始的时候,家中的孩子也感到害怕,但是看到高秉涵护送老兵回家是一件暖心的崇高事业,于是态度发生了转变。高秉涵陆续把祖籍山东、河南、安徽、湖南、甘肃等地的一百多位老兵的骨灰,抱在怀里送回故土安葬。
 
  “没有流浪过的人,不懂得回家的滋味。因为我们流浪过,多少次曾长夜痛哭,所以我们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回家,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台上的高秉涵先生虽然80多岁了,但精神矍铄,耳不聋眼不花,反应敏捷,谈话不仅饱含深情,还幽默风趣,热情周到。
 
  10月29日,高秉涵做客上海图书馆时与观众热情互动,下面摘录了几段现场问答。
 
  问:高老,您从小家破人亡,一辈子受了那么大的苦,遭那么大的罪,你为什么反而能满怀爱心,为两岸同胞做那么多暖心的事情呢?您有没有纠结过?
 
  高秉涵:“答复你这个问题,我要掉泪。我那时年龄太小,一路逃难,没有人照顾。我的腿上生了蛆,现在腿上还都留着疤痕。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灾难使我痛苦,命运给我带来折磨。但是,我们不能改变大时代的命运,只能顺应潮流。大时代曾经让我痛哭流涕,让我遍体鳞伤,但是我既然已经活下来了,我已经冲上岸了。我就要用大爱尽可能消除痛苦,爱才是我工作的动力。这一生,我要发一点光发一点热,我要用大爱为这个大时代的人减少一点痛苦。”
 
  问:高老,你对两岸统一的前景有什么展望?
 
  高秉涵:这个问题问到我的心里了。来上海之前,10月24日,我曾到台湾的一所养老院去看望一位97岁的老兵,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我问他,要从大陆带些什么东西给你吃?老兵问我:“你能见到国家领导人吗?请你转告,我们这些老兵都盼着祖国统一。我还有3年就100岁了,希望在百岁时看到祖国统一。”我说:“我一定要转达。”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我认认真真读了好几遍,其中在谈到台湾问题时,用了6个任何“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我对两岸统一抱有信心,我期待着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问:高爷爷,您的童年快乐吗?
 
  高秉涵:小朋友,你比我孙子还小啊。我老实给你说,我的童年很不快乐,很不快乐。1937年,日本已经入侵菏泽了,那时我才2岁,妈妈抱着我在高粱地里拼命逃命。(后来,我去了台湾)我一直想娘,见不到娘。我没有吃的,我与街上的狗抢食物吃。(哽咽)现在大陆的发展蒸蒸日上,你们应该生活得很快乐。我在这里给做父母的提一个建议,父母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孩子圆梦,不要让孩子为父母圆梦。我做法官、律师期间,接触了很多人,有好人、坏人、企业家、政界人物,看透了人性。我办过几个因为孩子考试不理想遭到父母打骂而跳楼的案件。孩子是自由的个体,不能也不要让孩子承载父母的梦想。
 
  问:高老,有个事情咨询您一下。我有一个台湾亲戚,目前住在上海,由于身体不好,在上海的医院住院治疗,医药费在台湾可不可以报销?
 
  高秉涵:这个事情我还真不清楚。不过,我回台湾后,可以询问管理这个事情的单位,了解下哪些可以报销,哪些不可以报销,怎么报销。你的电话留给我,我问清楚了,回复给你。
 
  10月29日,81岁的高秉涵做客上海图书馆,为大家讲述了数十年间,他一次次怀抱着台湾老兵们的乡愁,送他们回家的感人故事。(摄影:韦贵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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