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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夏红:中国法律人的旁观者

时间:2013-05-15    新闻来源:方圆法治网-方圆杂志    作者:毛亚楠    责任编辑:

过早还是过晚?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到底应不应该有专门的人来做这样一件事情?陈夏红倒看得很开:“如今官方层面的学术研究很难被信任,大多带着功利的色彩,我觉得保持这种民间研究的状态就挺好”

从2006年的《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2010年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2011年的《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到2013年的《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八年来,“陈夏红”这个名字渐渐与中国法律人这个群体捆绑到了一起。通过陈夏红的描述,很多人开始关注中国法律人的志业及命运,就连陈夏红两本书中的主人公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也在《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新书发布会上说:“(陈夏红)开启了我们国家对于法学界历史人物的研究。”

于是,开始有人问陈夏红,为什么要写这些法律人?研究这些法学界历史人物会对中国法治提供什么有益因素?当一个“法学家学家”的意义何在?
“为什么一定要有‘意义’?”陈夏红反问持同样疑虑的《方圆》记者,“我不太喜欢‘文以载道’,我只是一名法律人的旁观者。”

“用一个老套的说法,就像问爬山者为什么要爬一座又一座山,他会玄妙而富有哲理地告诉你:因为山在那边。我的答案与此类似,因为法律人在往事中,因为政法往事在那边。”

法史需要鲜活的人物

“用不着宣扬他们的成就,用不着复述他们的遭遇,用不着指出谁是罪魁。没有什么好说,只有哭一场。”这是2003年《南方周末》一篇题目为《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的报道中的一句话,陈夏红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正是这篇报道,为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大三的他提供了研究和写作的思路:对啊,还有这样一批百年来为中国法治做出过贡献的法律人值得研究和书写,他当时想。

那时,22岁的陈夏红正好是中国政法大学校报记者团的成员,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实习。在这前后,他亦为《法制日报》的法治人物板写一些稿子。其时又逢BBS论坛兴盛,陈夏红在法学时评网做版主,他心里一直憧憬着毕业以后做一名记者。

各种采访机会,让陈夏红有机会接触了王名扬、郭道晖、江平等法学界的知名人物。虽然前前后后采访了几个“以前做梦都想不到会面对面采访的学界名流”,但陈夏红找的选题、发的作品仍比较片面,成不了气候,直到他看了《南方周末》的那篇报道后,为法律人写传这个想法才真正成型。

大学时代,陈夏红本身对历史一直是很感兴趣的,他认为目前教科书上的法律史,无外乎制度史和思想史。他特别不喜欢。因为从这里面只能看到已成体系的制度、抽象的思想,却没有鲜活的人物。

“根本不见人的流动!”陈夏红告诉《方圆》记者,“我们的法史教育,更多的是一种面目狰狞的教科书体系,动辄‘出法入礼’、‘民刑合一’之类让人找不着北的宏篇高论。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还是希望让法史更加具体一点、有趣一点。”

有一段时间,陈夏红读了清华大学新闻系教授李希光的一本书《找故事的艺术》,对李希光提出的新闻采访就是“找故事的艺术”之说,颇为认同。此后,陈夏红开始越来越多地沉浸到法律人的世界中去,他关注江平、钱端升、吴经熊等人,并有意识地搜集资料。他准备在研究中国法律人的这个领域里大干一场。

2004年8月,陈夏红在电脑里建了一个名为“江平传记”的文件夹,下载了当时网上能找到的所有关于江平的资料。“那时候关于江平老师的报道就已经很多了。”陈夏红说。

为江平写传的准备工作没做多久,陈夏红大学毕业。他选择去《人民铁道》报社供职,继续做一名记者。工作期间,他看了一本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兆龙法学文集》,阅读了《文集》的前言和后记,陈夏红又对杨兆龙的研究充满兴趣。于是,每逢周末,陈夏红就以铁路职工之便免费坐火车去上海,多次采访致力于收集杨兆龙资料的陆锦碧(杨兆龙的女婿)及杨黎明(杨兆龙的女儿)夫妇。

“最后为什么却没有写下去?是因为杨兆龙有一部分非常宝贵的档案资料在上海市公安局,我无论如何也接触不到。我要写一个人物的传记,每个事实就需要多方面资料印证,倘若我知道有某些材料存在而我又没看到,是绝对不敢下笔的。”

后来,因个人机遇和对新闻管制的无奈,陈夏红放弃他的记者梦。2005年,陈夏红回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这时候,他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钱端升身上。通过收集资料、采访调查,他试图做出一个钱端升的长篇年谱,大概写了十几万字左右,期间又写了一些零零碎碎的小文章,可最后因为要撰写硕士论文加上考博,写钱端升传记的工作就又停顿下来。

直到2006年,陈夏红方以厚积薄发之势推出《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书,时任吉林大学特聘教授的邓正来先生为此书作序,认为这是“应当引起当下学界重视的智性努力之一”。

网友“鸿雁北飞”在读书笔记中写到:“书中所展现的前辈学者的人生阅历、治学处事精神及对法的精深无不令人感动,并足以让后世学人汗颜终身。”

为江平作传,一项抢救历史的工作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2009年,为江平写传的时机终于来临。那年春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旭东的学生吴未央找到了陈夏红,想让其推荐几位写人物传记的高手。陈夏红推荐了几个名字。

但没过多久,吴未央又联系到陈夏红,说提这次是为江平写传,之前推荐的人选都没有法学背景,恐怕难以胜任。吴便询问陈夏红本人有没有兴趣。对此千载难逢的良机,陈夏红自然不会拒绝。最后,这项任务落在了陈夏红的头上。

算起来,江平还是陈夏红采访生涯中的第一位采访对象。最初的那次采访,用陈夏红自己的话来说,“注定是一场异常艰难的旅程”。

说是“旅程”一点也不夸张,2002年的北京,交通还没有如今这么发达,陈夏红从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坐345支线到北太平庄,再转725路公交车,去江平在丰台区的家里。

“来回的路上就花了差不多六个小时,而在他家待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陈夏红回忆,时间短是因为没话说。因为毫无经验可言,问的问题都是别人已经问过百遍的老话题,再加上陈夏红普通话不好,又十分紧张,导致口齿不清,气氛有时候会很尴尬。江平不时地问陈夏红:“你到底想了解什么呢?”而陈夏红自己原先准备的那一系列的问题,被江平一个回答全部涵盖,他已经不知道接下来要问什么了。

而与江平的第二次“交锋”,是在四年之后。陈夏红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报》编辑记者期间,开始做“口述法史”,通过口述历史的形式抢救已经被遗忘的法史。以此之故,陈夏红第二次成为江平的座上客。这次采访,颇为成功,江平首度详细谈及其在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任上的经历。这次采访的文字稿除在《中国政法大学校报》连载外,亦在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全文发表,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2009年6月,陈夏红第三次拜访江平,开始了《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的口述采访的历程。采访从6月开始,11月结束,将近半年的时间,两位“80后”,一位负责讲述,一位负责聆听。而关于江平一生的经历,亦从一个空白的word文档,一个字一个字地积累变成了最后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

口述自传完成后,陈夏红并没有停止对江平传记的创作,他认为“这项抢救历史的工作”并没有就此完全结束,在口述自传的基础上写传记,才是最终的目的。在他自己看来,这项工作是对他搜集、整合资料能力的一种挑战,亦能表现出他对历史、对读者的尊重。

今年1月,陈夏红倾数年之功写出的江平传记《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出版,此书被看做是《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的姊妹篇。虽然都是写江平,但两本书的内容却截然不同。《出没风波里》以江平为辐射点,扩散开来,写作材料来源于对近百位知情者的采访,多角度、多线路地塑造和反映了江平其人及其所处的时代:云谲波诡的童年岁月、经受思想和世界观洗礼的高中时期、保送燕京大学并被选为首批留学苏联的学生的风光盛年,然后是高调归国、厄运降临、绝处逢生……陈夏红告诉《方圆》记者:“关于江平的事情,能写的不能写的,都写出来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涌读《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后说:“传记的价值并非为一个人树碑留名,而是留下一个精神世界,作为法律人共同的传统。所以,人物的传记本身就是一项学术事业,例如狄尔泰写《施莱尔马赫传》,他说:一个思想家的一生就是一个小宇宙,反映着思想家生活的时代则是一个大宇宙。”

自陈夏红书写中国法律人以来,研究江平的比重占了很大一部分。当代学术史评论家谢志浩认为陈夏红与许章润、俞江一样,都有着高度的自觉。并在其文《问苍茫大地》中写道:“江平先生,作为第四代法律人的代表,对于晚辈理解大陆法治的变迁,具有典型意义,堪称‘活化石’。”

陈夏红以前的书写,包括《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都是稍显零散的,以纵向思维的角度来展开,而如今以江平传记为横向截面,通过江平的浮沉命运及其时代背景,来反映那一代中国法律人的精神,可以见得陈夏红的良苦用心。

陈夏红表示,书写中国法律人,除了认为有必要在这个领域刻苦耕耘之外,还因为他对这些人物的命运生有强烈的恻隐之心。法律的命运在近代中国一直是悲剧性的,这也注定了法律人地位的尴尬。这些法律界的前辈,他们处在一个相似的历史气候中,各自的命运亦惊人的一致——为悲剧命运代言。对法治的期待让他们大多沦为时代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些中国近代史乃至现当代法律史鲜活的“标本”,不应该埋没于历史的深处,他们的故事应该被挖掘和研究,这是抢救民族法律记忆的不二法门。

法律人研究,过早还是过晚?

《法制日报》评陈夏红为“鲜活法史的记叙者”,“法史叙述性重建”因陈夏红的参与而变得鲜活起来,但陈夏红却始终坚持认为自己在法律人研究领域还是“票友”的级别。

“我其实并没有把这方面的研究当做是我的主业。刚开始做是由于兴趣,与其说多这些人物的书写给我带来动力,不如说是自己挑战自己。”陈夏红告诉《方圆》记者,现在很少有人在对中国法律人做专门的研究,除了北京大学李贵连教授的《沈家本传》之外,专著不多,佳作尤少。对于法律人物的研究,整体上还只是处于史料发掘阶段。现有的研究大约有两种,比如有些学者在他们研究领域会多多少少涉及到法律人,如谢泳、许章润、傅国涌等,另一种就是会有一些硕生、博士以某个法律人作为自己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

而与国内的萧条现状相比,国外对于法律人的研究却非常多且系统,中文翻译过来的作品亦不少。“万圣书园政治法律类的书,翻几本就会翻到这方面的外国作品。”陈夏红说。

为什么国内写这方面的这么少?“我觉得还是因为大家对这部分没有特别的重视。首先,写法律人的一生和时代,需要具备史学意识、法律积累和文学素养等等知识积累,而目前像陈夏红这样拥有这种综合性能力的人太少;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家对之前法律人的历史也只是停留在‘了解即可’的层面上,一般人不会去花时间深究。”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一的学生黄彦宇向《方圆》记者表达了他的看法。

一本深刻的好书肯定能给读者带来心灵上的触动,但这种触动能维持多久,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认为,通过夏红老师的书写和叙述,需要学习的是中国法律人在学问上的追求和钻研以及他们面对命运的坚韧,但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面对,则需要我们自身的反思和转化,而很难直接继承。我们这一代法律人,与以江平教授为代表的那一代法律人最大的区别表现在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面对上。

他们那个年代,从社会环境来看是比较单一的,物质条件虽艰苦,但人文精神层面却十分饱满。但如今物质条件不是问题了,而人文精神则开始流失。作为法律人的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老一辈法律人的精神如何传承,这将是一个问题。”黄彦宇说。

陈夏红也想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只有社会进入一个良性的运行轨道上时,研究法律人的“市场”才会逐渐成熟起来。而那时,读者受众才会有余力关心法律人到底都干了什么。“的确有人认为这方面的研究还有点早,法制尚不健全,而‘法治’社会也尚在建设阶段,还轮不到谈论法律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这个道理。”陈夏红说。

但历史是不等人的,任何一个历史事实,要想拿到确凿的真相,过去的时间越久远,就越困难。陈夏红在为江平作传的时候就比喻那是一次“抢救历史的工作”。王涌也曾感叹:“十余年前,年轻的民法学者聚会时,谈及为谢怀栻先生写一部传记,但之后,相谈者或忙碌于课题,或陶醉于升迁,或沉湎于其它,无人勉力为之。随人物仙逝,这已是一项不可能的工作了。即使勉强补救,写成的将不过是一个干枯的履历表而已,法学家生命中澄澄闪光的瞬间与玄奥已无法还原。”

过早还是过晚?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到底应不应该有专门的人来做这样一件事情?陈夏红倒看得很开:“如今官方层面的学术研究很难被信任,大多带着功利的色彩,我觉得保持这种民间研究的状态就挺好。”

而至于书的意义和揭示,陈夏红认为,一本真正的好书,就应该像维基百科一样,大家一起来参与进去,探讨和关注,不一定非要上升到一个很高的精神层面。“每个人的评价我都照单全收、虚心学习,然后把精力投入到下一项研究中去。”陈夏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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